习仲勋是我党一位高级领导干部，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习仲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为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

毛泽东: "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

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一个农民家庭，1928年入党，1934年11月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春，陕北、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战争中连成一片，合并成立西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任中共西北工委领导成员，并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成为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在村子的墙壁和大树上，毛泽东看见张贴时日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主席习仲勋”。后来在瓦窑堡，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时年22岁的习仲勋。这时，习仲勋刚刚从“左”倾错误路线的牢中被释放出来，毛泽东颇感惊讶：“这么年轻。”在陕北根据地，在少数老同志中曾有一种议论：“陕北救了中央。”习仲勋不这么认为，他说：“这句话应该倒过来：‘中央救了陕北’。”习仲勋说：毛主席和党中央长征尚未到达陕北前，陕北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围剿”，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枪杀、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 “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

1936年1月，习仲勋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同年6月参加西征，8月，习仲勋受中共中央委派再赴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长达6年时间。期间，习仲勋先后担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分区专员、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西北局党校校长。习仲勋组织领导关中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1943年1月，毛泽东亲笔为他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予以表彰。同年2月，习仲勋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培养典型，总结经验，领导大生产运动，增强了当地的经济实力，为巩固和发展“三三制”政权作出了很大成绩。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习仲勋抵制和纠正“左”的偏向，保护了干部和群众。1945年6月，习仲勋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1937年10月，关中特区改称关中分区，在分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习仲勋当选为分委书记。图为习仲勋（右三）与关中部分领导干部合影。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党中央、毛主席之命，率领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奔赴东北，开辟东北解放区。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当时，习仲勋只有32岁，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习仲勋的欣赏程度。

1947年冬季，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各个解放区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运动中，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抗日战争时期的半老区，均出现与新区土改不加区别的现象和过激行为。1948年初，习仲勋在一个月内三次就“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和“按三类地区有区别地进行土地改革”等重大问题向党中央、毛主席致电，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左”倾行为。

在1月4日致中央和毛主席的电报中，习仲勋指出，如果按照一般做法在老区进行土改，一定要犯原则的错误，那种认为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观念在老区必须改变，否则势必犯严重错误。习仲勋认为，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形式主义。

毛泽东对习仲勋的来信很重视，1月9日作出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华北各老根据地亦应当注意。”

1月19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纠正土改中“左”的偏向再次致电毛泽东，提出由于义合会议（1947年11月西北局在绥德县义合镇举行的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和晋绥的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并提出整改的意见。

不久，中央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老区半老区土改问题的决定”颁发各个解放区。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后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的西北局工作中，习仲勋在工作实践中很好地阐释了实事求是的涵义。

毛泽东夸赞习仲勋，“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西北地区幅员辽阔，但是政治复杂，经济落后。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方针进行。“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这是习仲勋当时解决民族矛盾的方式。新中国成立前后，在青海，大小叛乱很多。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中央政府，便是习仲勋在西北地区解决众多民族问题中一个重要贡献。

青海省地处黄河上游两岸，地势险要，林深山高，住着昂拉部落，实行“政教合一”政治制度，项谦任千户职位，是青海有名的千户，游移不定，反复无常。藏族人民对共产党和解放区还不了解，项谦更是心存疑虑。青海军阀马步芳部发动叛乱，被人民解放军剿灭。平叛之后，残余叛乱分子拉拢项谦叛乱，让他出任“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军长。习仲勋认为，如何正确解决昂拉叛乱，不仅对解放昂拉藏族同胞关系重大，而且对于共产党在青海工作关系极大，甚至对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响，因此要求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首先要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实行特别宽大政策。习仲勋不是单纯考虑项谦个人问题，而是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出发，团结包括藏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

◆1943年2月，习仲勋调任绥德地委书记，把守边区“北大门”。图为担任绥德地委书记期间的习仲勋。

习仲勋给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打电话，认为决不能采取武力。为了和平解决问题，习仲勋前后数十次派人争取项谦。项谦一度归顺，不久又反叛。受习仲勋委派，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去做项谦的工作，最终使项谦在1952年7月1日向人民政府投诚，此后再未反叛。项谦后来陆续担任了青海尖扎县人民政府县长、黄南藏族自治州副州长。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一事情的前前后后。毛泽东十分赞赏，称赞道：“诸葛亮有个七擒七放，我们还多，我们来个十擒十放。”后来，毛泽东见到了习仲勋，开玩笑地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1951年春，新疆以乌斯满为首的叛匪残余势力在新、甘、青三省交界处抢劫，破坏民族团结，情况相当严重。加上新疆工作中出现了“左”的做法，使问题更加复杂。引起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严重关切。在提出西北土改问题时，中央和西北局特别指示新疆、西藏的土改工作缓行，即现在不搞土改。但是，新疆区党委不但拒不执行这项重要决定，反而提前进行土改，抓了一些当地少数民族及宗教界的重要人士，一时局面混乱，并出现逃亡浪潮。西北局严令新疆区党委停止这种做法并上报中央。毛泽东对此非常生气，将新疆区党委负责人召到北京，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责令他们改正错误并改组区党委。

◆1949年6月，习仲勋在西安各界保卫西安大会上讲话。

1952年7月，奉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命令，习仲勋亲赴新疆解决民族纠纷事件，稳定了新疆政治形势。除撤换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外，毛泽东还两次交待习仲勋要将另一位负责人开除出党，措辞严厉。当时习仲勋对此事因特殊原因作了冷处理，未将此人开除出党，最后只以暂时降级使用了事。曾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的李瑞环同志曾讲过这样一句话：“李维汉和习仲勋同志关于民族统战工作方面的讲话和著作，是我们当今民族统战工作的法宝。”

文艺工作者知己

“如今他已炉火纯青。”

在履任中宣部部长之前，习仲勋诚挚地向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坦言根据自身的经历和能力，恐怕难以胜任领导全国宣传文教工作的重任。毛泽东遂以比喻回应：“蛇，虽看似恐怖，然印度人驾驭蛇类，游刃有余，关键在于深刻谦虚地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如此，任何事业皆可成就！”

1952年9月，习仲勋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同时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及党组书记。他主导提出了“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十六字方针，这一方针对建国初期的文教事业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1953年3月举行的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发表了内容丰富的讲话，该讲话在文学艺术界激起了热烈的讨论，赢得了作家和艺术家们的一致好评。

习仲勋，一位深谙文艺领域的杰出领导者，曾指出，部分作家虽身处繁华都市多年却鲜有佳作问世，这既是作家自身之责，亦与党的领导密不可分。他强调，领导层应致力于为作家们搭建深入群众、汲取灵感的平台。为了营造一个有利于文艺创作的良好氛围，习仲勋主张，对于那些并非在基本立场和观点上存在偏差的作品，我们不应全盘否定。即便是涉及到立场和观点的问题，也应采取耐心引导的方式，避免简单粗暴地给作家戴上大帽子，而是要善于引领他们不断前行。同时，习仲勋还鼓励激发作家的创作激情，维护他们的旺盛士气。

自担任西北局领导以来，习仲勋始终对文艺事业倾注心血。1947年春，他主持召开了陕甘宁边区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鼓励文艺界紧密团结在西北人民解放军周围，哪里有枪声，哪里就有笔尖的呐喊，号召大家共同投身反蒋、反胡、反封建的斗争。他深知文艺工作者的疾苦，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当年10月，豫剧名角常香玉在西安创立香玉剧社，自任社长。1950年10月，志愿军赴朝作战，全国掀起支援抗美援朝的热潮。当得知我军某高地遭受敌机狂轰滥炸，战士们英勇牺牲的消息后，常香玉悲痛不已。次日，她与丈夫陈宪章商议，决定通过义演为志愿军捐献一架飞机。习仲勋得知此事后，高度赞扬常香玉的爱国情怀，并指示以“香玉剧社”的名义进行捐献演出。为了支持常香玉的义演，习仲勋派西北局文化部的马运昌、毛云霄、荆桦三位干部协助剧社开展工作。对于建国后因“左”的路线受到冲击的丁玲、胡风等作家，习仲勋同样给予了极大的关怀。丁玲、胡风去世后，因悼词问题引发家属和有关方面的争议，习仲勋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功绩，确保了追悼会的顺利进行。

徐特立、习仲勋、林伯渠、朱德、毛泽东、刘少奇、吴玉章以及邓小平。

自1953年9月起，习仲勋先后担任政务院及国务院秘书长一职。1956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上光荣当选为中央委员。次年4月，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任秘书长，全面负责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导下，习仲勋深度参与了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法规的研讨与制定，以及一系列重要国务与外交事务。他亲自主持制订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与条例，为国家机关的规范化运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在长达十年的国务院任职期间，习仲勋始终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其工作态度与能力赢得了周恩来总理的由衷赞誉。

小说《刘志丹》与习仲勋蒙冤

2002年，一位中央领导在看望病危的习仲勋时，曾评价他“英雄一世，坎坷一生”。在习仲勋一生所遇到的挫折与坎坷中，小说《刘志丹》冤案就是最大的一个。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康生诬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那么，习仲勋是怎么与小说《刘志丹》联系起来的呢？

50年代中期，刘志丹的弟媳、原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准备写小说《刘志丹》，习仲勋知道后忧心忡忡。他深知陕北根据地党的历史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即使1942年底在延安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专门召开过高级干部会议，对过去的历史问题作了决议，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现在要写关于刘志丹的传记小说，势必涉及当时各个方面有关人士，写不好就会重新引起纠葛。时任监察部副部长的刘景范对习仲勋说：“陕北的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中宣部有位负责同志也赞成李建彤的创作。刘志丹的老战友、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马锡五，也劝说习仲勋支持李建彤写小说《刘志丹》。在他们的劝说下，习仲勋改变了以前的态度，就说：你们出版一下也可以嘛！但习仲勋并未向组织出版这部书稿的工人出版社讲过什么意见。

自1956年起，工人出版社便着手推进这部作品的出版工作，李建彤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辗转拜访了300余位资深前辈。至1959年冬日，李建彤完成了《刘志丹》小说的第三稿，并将其呈递给习仲勋审阅。彼时，正值庐山会议落幕，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反右倾运动，政治氛围尤为紧张。习仲勋认为，书中所涉问题不仅可能在当事人之间引发纷争，亦与当时动荡的政治局势格格不入，因此对她的小说提出了若干意见，建议她以片段形式进行创作，避免篇幅过长。尽管如此，李建彤并未采纳习仲勋的建议。至1961年春末夏初，她再次呈上了小说的第四稿清样。鉴于习仲勋工作繁忙，便委托秘书协助审阅稿件。

秘书深受小说中刘志丹精神的影响，其提出的问题不外乎技术层面。习仲勋先后两次召集李建彤、马锡五以及工人出版社的两位编辑开展座谈会。马锡五不仅是陕北革命初期的杰出领导人，对当年的实况了如指掌，而且他也是保安（志丹）县人。他曾担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还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习仲勋特别指出，创作这部小说的宗旨在于启迪青年，着重描绘毛泽东思想，并将刘志丹的生平经历塑造成全国乃至毛泽东思想的象征。这是习仲勋基于其个人经历提出的建议，旨在防止党内再度出现纷争，并确保这部小说能够全面、准确地展现刘志丹践行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正确路线的过程。

“这并非一个单纯的文艺创作问题，显然具有政治倾向。”

“我最好暂时不参加会议，让我深思熟虑问题，花费时间进行反思，检视我的过失。”正当习仲勋深陷极大困扰之际，周恩来与陈毅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前来与习仲勋谈话。周恩来紧握习仲勋的手说：“党中央、毛主席对你充满信任，让你肩负政府重任，执行了许多工作。即便《刘志丹》小说一事出了差错，改正便是。我们仍是挚友，切勿因一时冲动而心生芥蒂。”习仲勋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向周恩来表达：“总理，请您放心，我绝无此意。我打算返回农村，做一个普通的农民，革命的目的并非为了官位，务农亦能革命。”1965年，习仲勋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械厂担任副厂长，李建彤则被开除党籍，接受劳动监督。“文革”爆发后，康生对习仲勋的追击更为猖獗。1967年1月4日，习仲勋被押至西安接受批斗，此后便身陷囹圄。

“我们对这一切毫不知情，你们为何随意将习仲勋抓捕至西安！如此行径不仅为‘文化大革命’抹了黑，更是对我国国家形象造成了损害。”周恩来随即下令对习仲勋实施军事管制，实则是在保护他。1968年1月3日，周恩来派遣飞机将习仲勋从西安接回北京，并交由北京卫戍区实施监护。

1974年12月21日，毛泽东对小说《刘志丹》一案做了指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予追究。”康生等人阳奉阴违，并不执行，拖了将近五个月时间后才向习仲勋宣布：《刘志丹》一案是“人民内部矛盾，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结论”，“即习仲勋犯有严重错误”。1979年6月，中组部向中央递交了关于为《刘志丹》案平反的报告，认为《刘志丹》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没有根据说习仲勋、刘景范、李建彤在此书创作过程中结成秘密反党集团，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冤案。报告提出，因小说《刘志丹》案而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一切人员，都应该恢复名誉。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这个报告。

“我这一生，未曾有过整人的行为，未曾犯下‘左’倾的错误。”这番话，既是对自己一生的精炼总结，也彰显了习仲勋坚定不移的立场。

广东改革开放先驱

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习仲勋满怀信心地投身于新的工作征程。1978年3月，他荣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之职。翌年4月，习仲勋离京赴粤，正式就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年底，他晋升为省委第一书记及省革委会主任。1979年12月，在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习仲勋被选为广东省省长，任期直至1981年2月。自1980年起，他还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在主政广东的岁月里，习仲勋秉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工作作风，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贡献了卓越力量。

在主持广东工作期间，习仲勋恰好处于党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的关键时期。1978年7月，他亲赴宝安县城深圳，并深入沙头角镇的“中英街”进行考察。街对面的香港一片繁华与喧嚣，而我方这边却显得荒凉与凄清，许多民众纷纷越过边界，不愿返回。习仲勋心中深感痛楚。他针对宝安县委和沙头角镇领导干部表示，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旧有的束缚过多，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许多原本正确的事务不敢尝试，亦不得实施。他对宝安的同事们表示支持与鼓舞：“有想法就去做，不要拖延”；“只要能够提升生产水平的，就大胆去尝试，无需先去质疑其背后的主义。他们代表的是资本主义。但其中的一些优秀方法，我们应当学习借鉴。”后来，在一次赴深圳检查工作时，习仲勋偶遇农民外流，造成了对边防线的冲击。

1980年1月，习仲勋（居中左二）、杨尚昆（左一）莅临广州，向叶剑英（右二）同志汇报广东省的改革开放进展情况。

风波平息之际，习仲勋深感所思。香港居民中80%以上为广东籍，为何在香港能成功发展经济，而在国内却遭遇难题？习仲勋指出，症结在于政策层面。于是，他多次亲自深入边境地区调研，这对他理解广东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至关重要。实地考察后，习仲勋发现广东具备快速发展的诸多优势，他认为中央应赋予广东更灵活、更优惠的政策，以释放和发展生产力。省委其他领导同志亦持有相同观点。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在准备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材料前，习仲勋便提出，期望中央能给予广东更多支持，并赋予更多处理问题的自主权。例如，允许广东吸引港澳华侨资金，引进香港的先进设备和技术，进口电力和饲料，以装备国营农场、畜牧场和海水养殖场，作为示范，培养人才，积累经验。同时，在靠近香港的区域发展拆船业，以解决钢材需求，促进支农工业。他还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加强调研，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联系；在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领域，授权广东自行决策。尽管这些要求在今天看来似乎有限，但当时它们代表着突破旧体制的尝试，体现了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发展生产力的强烈愿望。

参加完中央工作会议后，习仲勋紧接着出席了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结束后，他与广东省委书记王全国一同前往中组部招待所，探望即将被调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的杨尚昆。1979年1月8日至25日，习仲勋重返广东后，立即召集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旨在落实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广东实际情况，探讨如何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此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在广东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会议明确提出，要充分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积极引进外资，吸收先进技术设备，开展补偿贸易、加工装配和合作经营。同时，会议还强调，必须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整顿和强化各级领导班子，妥善解决一系列遗留问题。此外，会议还对过去反右斗争和反“地方主义”等历史遗留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纠正或复查处理意见。

“好呀，你们赶紧向小平同志汇报吧。”

1980年9月，习仲勋同志莅临广东湛江的农村进行考察，期间与当地的青年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鉴于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积极推动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经过省委的深入讨论，此次来京参会，我们期望中央赋予更多权限，允许广东先行一步，大胆实践。面对中央领导的询问，习仲勋阐述了广东对于新体制和新政策的期望。他比喻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广东作为一个省份，相当于一个小型国家。然而，目前广东的地方机动权力过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的管控过于严格，这对国民经济发展极为不利。我们的诉求是在国家集中统一领导下，适当放宽限制，激发地方活力。如此一来，不仅对地方发展有益，也将对国家整体利益产生积极影响。

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省委书记刘田夫（1983年3月起任广东省省长）等广东省委领导同志又单独向邓小平作了专门汇报。邓小平对习仲勋等人的汇报很是赞赏，说：新加坡吸收外资开厂，利润收入百分之五十可以拿到，还有劳务收入、税收。邓小平又说，广东、福建有这个条件，搞特殊省，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只要不出大杠杠，不几年就可以上去。美国人问我，你们这样搞会不会变资本主义？我说，我们赚的钱不会装到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变不了资本主义。如果广东这样搞，每人收入搞到1000至2000元，起码不用向中央要钱嘛。广东、福建两省8000万人，等于一个国家，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

“设立一个特区，过去的陕甘宁地区就是特区啊。中央财政资金有限，你们可以自主运作，开辟一条生路！”

会议结束后，习仲勋一行人迅速返回了广东。早在北京期间，他便已指示秘书拨通省委、省政府的电话，将党中央同意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行先试的消息及时传达，以便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就叫特区好了！”在同一天的下午，谷牧在中南海散步时偶遇邓小平。邓小平再次强调：“谷牧，上午我说过的，要记住，就叫特区，不要更改。”

1979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转了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提交的《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这份文件在广东干部群众中广为人知，亦深得他们喜爱，被亲切地称为“中发（1979）50号文件”。该文件赋予了广东、福建两省在计划、财政、金融、物价等领域更大的自主权。特别是在外贸领域，广东省得以自主安排和经营对外贸易，包括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等项目，并且省内有权自行审批。此外，文件还明确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城市试点设立经济特区。1980年3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广东、福建两省参加的会议，正式将“出口特区”更名为“经济特区”。

针对中央依据广东省委的指示所做出的这一重要决策，习仲勋深感肩负重任。他不止一次地表达，自己的心情是“既喜且惧”。所喜者，广东获得此等权力，得以先行一步，充分展现其地域优势，并能为全国提供宝贵的经验，此乃一项光荣的使命；所惧者，任务之艰巨，经验之匮乏，能否顺利完成，心中难免存有忧虑。习仲勋自北京返抵广州后，广东省委于1979年5月至6月间，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及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会议期间，叶剑英元帅在穗接见了广东省、地、市、县的主要负责人。叶帅以诚挚的语气勉励众人努力工作，引领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上迈出先行步伐，并着重强调，上下级之间、地方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需加强团结，共同为推动广东工作向前发展贡献力量。自此之后，广东遵循中央的方针，实施特殊政策与灵活措施，创立经济特区，开启了新的历史征程。

1979年9月，习仲勋与杨尚昆共同出席了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随后，他们又参与了党中央组织的一次专门研讨经济工作的座谈会。在会议进程中，邓小平对设立广东经济特区的问题给予了关键的指示，强调广东省委应大胆推进，加速落实。他提出，要放宽视野，加快步伐，摒弃保守狭隘的思维。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未来台湾回归、香港回归后也将设立特区，而过去的陕甘宁地区也曾被称作特区。他强调，只要是中国的地方，均可成为特区。邓小平的这些批示，为广东的同志们注入了新的强大动力。广东省委据此对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的建设进行了精心规划，并加快了建设步伐。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主持召开了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正式批准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1980年，习仲勋亲自前往机场，热切迎接叶剑英委员长莅临广东进行视察。

1980年9月24日与25日，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三位领导莅临北京，向中央书记处详陈广东工作进展，并获得了中央领导层的大力支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明确指出：“中央特准广东省，对于中央各部门的指令与要求，可采取灵活策略，适宜者执行，不适宜者则可不予执行或灵活变通。”当时，一位中央领导同志以京剧《孙安动本》中的故事为例，提及定国公徐龙所持的明太祖赐予的黑虎铜锤。鉴于中央文件的明确授权，广东在实施特殊政策上便更加大胆。此后数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召开广东、福建两省的专题会议，旨在研究和解决两省在实施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过程中所面临的新情况与新问题。

“深圳的发展与经验充分证明，我们设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1980年9月，习仲勋荣获补选，荣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决策，调任广东的习仲勋与杨尚昆重返中央任职，其职务分别由任仲夷与梁灵光接棒。任仲夷肩负重任，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梁灵光则同时担任广东省委书记及广州市委第一书记。至1981年3月，刘田夫正式接任习仲勋，成为广东省省长。同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习仲勋荣获增选，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习仲勋成功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并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运作。

在此期间，习仲勋深度参与了众多重大决策的研究与制定，并成功解决了诸多重大且复杂的难题。在拨乱反正、推动组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现干部队伍新老交替、精简机构、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等方面，他投入了极大的心血与精力。1988年4月，习仲勋荣任七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兼任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亲自主持了多部法律、条例的审议工作，积极参与全国人大与外国议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强化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做出了积极而显著的贡献。2002年5月24日，因病治疗无效，习仲勋在北京与世长辞。